分享我看过一篇文章的选段，来自胡平《战后日本社会考》，还是2004年的文章。

我觉得里面有些观点能说明一些情况：

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1951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80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园！

1988年，日本石桥公司购买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1989年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

1990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1991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711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70%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

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5300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10年间日本三合科技有限公司，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似的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入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日本三合科技有限公司，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1990年美国打赢了波斯湾战争，日本的众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腾，香槟酒一瓶瓶开得像点爆竹那样脆响。美国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几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飞弹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摄影机；非常规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电晶体等许多重要零件，全数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NEC等公司供给。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国的高科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

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向来是又恨又怕，还心存几分感激。战后60年里，日本对美国大抵言听计从，美国一打仗，日本总是“哈依、哈依”地买单。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90亿日元，前年小布什要灭萨达姆，小泉说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没有钱，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

有人说，日本人对哪怕是一个美国乞丐都会毕恭毕敬。但毕恭毕敬之中，日本又总想对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着天鹅绒的报复，泄之以让对方喝了黄莲汤却又有苦难言的快意。一千年前，蕞尔小国对大唐中国俯首帖耳的同时，不也始终阴鸷着一只眼？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成就遮掩战败罪责的或深或浅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战后拒绝历史反思、抹杀精神创伤的文化空间。

从武士道传统至今在日本社会沛然不竭来看，大和民族本是一个敢于承担罪责的民族。延至当代，“知死”之人仍层出不穷：1997年日本经济低迷，引咎自杀的人数大增，自杀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杀，为交通事故罹难数的两倍。到了2003年，自杀者高达37400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杀者为多，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

在林林总总的非亲属集团内部，言必践行，事必尽善，职必尽心。一旦言不践行，事未尽善，职未尽心，轻者降职降薪，引咎辞去，重者则自裁自决，舍生赴死。在日本，“忠”的思想，“义”的观念，浸透了整个社会，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重于个人生命，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准则，如同一个不见教堂寺院却同样庄严肃穆的宗教。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

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他们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他们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是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出自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出自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自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自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

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中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