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成就了胡政之，长征成就了范长江，却很少有人知道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也曾成就了萧乾。

提起萧乾，很多人都很熟悉。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香港战地记者，其大名可谓如雷贯耳。收入课本的《吆喝》、《枣核》、《老北京的小胡同》等文章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曾是一位著名的战地记者，而且终身没有离开过新闻事业。

他做记者的时候恰是二战时期，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采访，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上采访。在这段经历中，萧乾写出了一系列的优秀的通讯。也正是这些优秀的通讯稿，造就了他在那时文坛地位。

自幼家贫的萧乾是个遗腹子，父亲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据说其父亲在世时，是个管城门的小头头，家境还过得去。但是父亲一走，举家立刻就陷入了窘困。失去父亲的孩子很是可怜，但是更大的苦痛还在后面。在萧乾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失去双亲的萧乾成了孤儿。

在亲友的资助之下，萧乾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穿梭于地毯房、羊奶厂，行业学校的他，辛辛苦苦地维持着他的学业。断断续续地学习苦苦的维持，完成了他的中学。

中学毕业后，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被迫南下，在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教书一年满，他自己的学费攒得差不多了，就又回到北京，考入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先学外国文学，后转新闻学，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就是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大学毕业。燕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很顺利地进入了当时名盛一时的《大公报》。

早在大学之时，萧乾的处女作《蚕》就曾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过。或许他一生注定与《大公报》结缘吧。进入《大公报》之后，他先后辗转在天津、上海、香港的《大公报》任职，主编《文艺》副刊。

这段经历对于萧乾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张季鸾、胡霖、胡政之等一时报界之秀。还机缘巧合地与冰心、巴金、沈从文等文坛大家成为至交。因为萧乾原名为萧炳乾，冰心一直戏称萧乾为“小饼干”，冰心的孩子都称萧乾为“饼干舅舅”，可见其相交之密。而这样的人际环境，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在编辑副刊的同时，他也一直坚持着他的创作。

1939年，一份来自英国的信，让他的人生就此转折。

该年夏，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他前去讲学。这时的欧洲，二战虽未爆发，但是局势是很严峻的，而且英国伦敦大学给的待遇也不是很高，去与不去让他感到非常难断。思考万千之后，萧乾还是踏上了赴英的路程。

赴英国后的萧乾，既是伦敦大学的老师，又是《大公报》的驻英记者。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他转职便去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了。在剑桥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的萧乾主攻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的研究，正在他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一个要改变他一生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胡政之。

当时的欧洲的战火已经开了，但是中国在欧洲的战地记者少之又少。对于国际局势，国内人很关心，但都没法知道，只能靠翻译外媒文章来了解相关的信息。萧乾此时已经在专职的教书、上学了，几乎和报社没关系了。

就在他认真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胡政之来了。一见面就说：我不是来这个大学城看风景名胜所谓，我就是要把你从这个古老的学院拉出来，让你脱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欧洲战场上显显记者的身手。……现在墨索里尼完蛋了，纳粹给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得落花流水，我看西线不会沉寂多久了，盟军非反攻不可，把德国夹在中间打……对每个人来说，你的机会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问题是：你还迷信什么学位，当个无声无息的学者呢，还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干它一场。

胡政之是当年一战之后，中国唯一一位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其本人也因此成名。这样的一位人物，这样一段振奋人心的“演讲”，胸有乾坤的年轻人萧乾当下就做了决定。

也就是这一个决定，中国二战时期唯一的一位战地记者就出现了。

萧乾是个胆小的人，这是萧乾后来回忆的时候说的。也正如他所说，应当是一种使命感吧。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留在了英国。在当时，很多的华人，以及其他的很多亚裔人都开始往回走了。毕竟那里是每天几百架飞机轮回轰炸的地方，命在那个时候说没就没。而萧乾就是单单因为那一份使命才留了下来的。

面对刚刚轰炸完的废墟，他也是怕的，但是为了采访到一手的新鲜资料，他不得不第一时间走出防空洞，走进废墟，去面对那些摇晃的建筑，零星的飞起的石子，和那些最危险的定时炸弹。

在这种使命的支撑之下，萧乾用日记和通讯的等方式为国人带来了最及时的一手资料。《矛盾交响乐》、《血红的九月》、《伦敦一周间》《银风筝下的伦敦》等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回中国的。

萧乾的通讯写作是很有特色的。

萧乾曾说过：“新闻工作基本上是文字工作，所以对于文字、语言、更应多下些功夫”。在通讯的写作中，萧乾的文学性写作很多，特写特别出彩。

例如“她说：我有三个儿子，你信吗？一个在海军，两个在陆军。”“她说：我爱所有的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我都爱。”这样的直接引用，巧妙的直接引语，鲜活的表现了遭轰炸后的伦敦人的乐观。

更有趣的是，他写一位耳聋的街头卖艺人时，用了这样的话：“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

聋子

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卖得可真快呀！’”。

用这样的方式来报道一个战争，无意识插进不少主观想法，这种故意的乐观可能不适于所有的新闻媒介，但是她格外地适合当时的中国。因为在同时，我们的陪都重庆，也在日夜遭受着日军的疯狂轰炸。英国人的乐观态度，显然可以激励很多国人。

萧乾在谈到具体的写作时说：“打新闻电报，所用语言简练明确，要把对方扣住。而特写所用文字应该有弦外之音，字里行间要有些韵味。”

其本人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非常高，在普通的新闻稿中，要出现散文般的景色描写是很难的，但是在萧乾的新闻稿中则是处处可见。例如：“归途暮霭朱绎，天空犹如一巨型龙睛鱼，一条条细长红云，东飘西荡，红的鱼腹渐渐变得灰黑起来，绵亘的阿尔卑斯山岭和暮色随着也溶成了迷朦一片。”如此的句子香港战地记者，就是刻意地去写一篇写景文，普通人也是拿不出来的。

在面对整天的轰炸时，他这样写道：“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到来。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我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如此的写新闻写通讯，确实不得不佩服萧乾。

后来，他的学生唐师曾在谈到这段时，说到了萧乾的勇气：“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最勇敢的男人，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许是同为战地记者的缘故，唐师曾对这位老师的评价更为真实。

之后他还辗转采访了战后的德国。之后的他还先后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等。

建国之后，萧乾先生先后担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文艺版顾问，《文艺报》副总编等职，1954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工作。196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文革期间，老先生被打为右派，在将要自杀的边缘走过了困境。从1979年起，先后担任了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等职。还与老伴一起将翻译界称作“天书”的《尤利西斯》成功地翻译出来，在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实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