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这波大流行中，有一个抢眼的现象：疫情相关的暖新闻和趣味新闻扎堆出现。

从上海方舱里切蛋糕的医护人员到北京那个睡在车里11个小时不敢回家、怕给小区带来麻烦的阳性密接者，再到全国各地给大白们送吃的商家，暖心瞬间被大量传播，其创作初衷也都是好的，即希望这个世界多一点忍耐、善意和对他人的关怀。

但目前来看，在大流行这样的公共事件中，暖新闻多了的副作用似乎也很明显：

首先，暖新闻侵占了大量宝贵的记者资源，侵蚀了媒体的监督基因；其次，暖新闻加大了舆论的脆弱性，暖新闻越多的领域，往往问题和矛盾就被掩盖得越好，而这些现象一旦批量被揭露出来，对受众的冲击会很大，比如最近一些社区爆出的物资事件；再次，暖新闻可能会扭曲新闻本身的属性：一个惨新闻被包装成暖新闻，这不是传播正能量，而是放大了冷漠和麻木情绪。

而抛开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视角，从城市的经济运作来说，暖新闻，本质上是与市场经济是相悖的。

市场的基本伦理——利润足以保证一个社会善意的流动

众所周知，市场，无非是高效配置资源的一种机制。在市场中，人被假设为是自利的、且理性的，具体看就是会根据手中有限的资源做出理性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理性人看的是边际收益，只要还有边际，就会有人进入这个市场，当边际为零，外面的人停止进入，整个市场实现了均衡，此时效率最高，人们可以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质量最好的东西和服务。

所以，在一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凌晨四点钟有人在蒸馒头炸油条磨豆浆，凌晨五点有人在扫大街，早晨七点钟全家、罗森便利店的货架上就摆满了各种新鲜的食物，八点钟滴滴司机会在楼下耐心地等你，9点钟你的星巴克啡快已经做好，你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社畜的生活。不需要道德召唤，也不需要政府的呼吁，所有的人就会自发地去提供这些服务。

哪有什么岁月安好，这个世界之所以有人愿意为你我负重前行，就是因为利润的存在。当然这里是指合理利润，不是垄断超额利润。

通过这些，市场经济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基本伦理———我们不需要去歌颂什么，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不断找出问题、挑刺。从消费者看，这就是投诉的权力，从商家看，就是需要反馈、复盘和快速迭代，从媒体看，这也就是新闻监督的真正价值所在。总之，只要有利润和投诉这两大机制，就能够保证一个社会的善意、暖意继续流动。

具体看，合理利润通过几件事情，确保了社会的善意和公序良俗。

1、因为利润的存在，企业才能复制商业模式，扩大再生产，让更多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惠及更多的人群，这正是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的观点。

2、利润催生了竞争。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市场主体和劳动力都会想办法改进技术和管理，并带来巨大的外部竞争效应。又比如海底捞、喜茶等催生了辣椒和茶叶供应链、乃至于商场运营方的竞争，特斯拉催生了电池供应商、芯片、几百上千个零件供应商乃至于不同城市营商环境的竞争。

外部竞争又反过来促进了企业内部竞争，比如腾讯采用赛马机制，在研发领域，不同小组围绕同一个项目推出自己的产品，小规模测试后选择最好的方案，大规模推广。

此外，竞争不仅使得产品和服务越来越精致，也延长了价值链，比如在海底捞里有人擦皮鞋、做指甲、帮忙停车、带孩子和照顾宠物等，当然这也带来了过度服务的讨论。

3、消费者会用脚投票，那些产品和服务不够好的市场主体将失去利润。

稻盛和夫说，自利利他。因为愿意长久地谋求自我的利益，我们才愿意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世界也从而充满了暖新闻、正能量。这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道德情操：你收钱了，我付钱了，大家都心安理得，人与人维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分寸感，这也是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之所以高效、稳定运转的一个原因。

而放眼世界，那些全球都市，那些真正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城市，从来都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暖新闻，多的是直面问题、为弱者发声的讨论，多的是真正的人文关怀和公民意识。事实上，在电视上各种尖锐、刺耳的声音甚至是噪音越多的地方，真实的社会运营往往越稳定高效近期趣味新闻，人与人之间就越存在着善意、信任和厚重的人文关怀。

回到这波大流行下的静态风控，2500万人口的城市里，这种基于市场和civil 的善意、关怀等被侵蚀，人性善的一面被遏制，而恶的一面似乎更高频地被激发出来。

静态下，社会的善意是如何消失的？

具体看，静态风控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市场机制被深度地、大范围且规模化地剥夺，虽然这只是暂时性的，但由于买卖的停摆，依然真实地导致了稀缺。于是，商家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管理者权力寻租、大量发布正面清单，以及整个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等，纷纷复辟。

比如，在封控刚开始的半个月里，有些商家的外卖平台上不仅哄抬物价，而且原来是15块钱起送的单子，瞬间提升到200元起步门槛，甚至三四百、上千都有，数量也动辄要10份、30份、50份起送，甚至会直接告诉你疫情期间菜品的用料会与菜单不符，明目张胆地偷工减料。

比如很多实行静态的城市提出：除了保供和便民服务车辆，其他车辆不能上路。于是就出现了“通行证”这个事物。管理者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大度减少人员流动，让R0值降下来，但问题是，谁能够批出这张证？于是自然这里就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退一步，即便是严格审核下，稀缺依然会催生黑市，比如网上售卖的假通行证层出不穷。

比如，有一些地方把戴口罩写入了法律，要求餐饮服务机构必须戴口罩才能上岗和营业。这本来也是好意，可以改善食品卫生，但同样又形成了新的权力寻租，以及捆绑式执法的空间——可以拿口罩作为理由，来刁难经营者。

另外，市场机制被剥夺下带来的稀缺性之下，不仅导致人文关怀的严重缺失，也意味着个人私欲的膨胀，因为一丢丢小权力都可能撬动巨量的金钱，也可能换来美色，这些我们在新闻和传闻里已经看到很多。

实际上，在大流行期间，权力的无限制扩张，是一个全球现象，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最近，美国佛罗里达巡回法院否决了CDC的口罩延长令申请，认为CDC没有这样的权限，福奇博士尽管无可奈何，但作为一个顶级专家，他依然没有上帝视角，无法越权为美国民众做他们的选择。

生命健康权和赚钱，哪个是更高一级的权利？

如果进一步看，市场经济和合理利润的存在，不仅是符合社会整体伦理，也支撑着人作为个体的尊严——人们有趋利避害，自由选择的权利。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相比，自食其力获得经济收入以体面的生存的权利，是不是次一等？真的未必。在电影《圣诞颂歌》里有一句名言，一些人（穷人）近期趣味新闻，他们宁愿去死。

对于很多人来说，赚不到钱，吃不上饭，还不上按揭，资金无法周转，真的是比生命健康是性命攸关的事。

退一步看，过去几十年，我们牺牲环境、空气、水和土壤以及透支人的健康换取GDP的发展模式，也是这个思路，我们的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也从来都是远远排在政府管理开支、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后面的，如今大流行期间，突然开始过分强调生命健康至高无上、上升到如此悲天悯人的理念上，似乎又超前地让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