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冀调离北京青年报社

九一年，北京青年报创办了《青年周末》，九二年一月正式问世，九三年其影响力已惊动了整个新闻界，三月份《青年周末》发行量连续突破了四十万份。青年周末的现象引发了“北京青年报现象”的大讨论，赞誉者有，斥骂声也有，也有指责“北京青年报背离了新闻纸的轨道，走向杂志化”及“背离了机关报宗旨，沦为低俗街头小报”等批评，一时间众说纷纭。

崔恩卿社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青年周末》强化了“三秒钟效应”以冲击市场，满足读者对知识性、趣味性的急迫需求，大胆解析社会重大问题以引起强烈反响。破旧格，求新异，突出浓眉大眼的版面个性，以营造阅读氛围等等。在这条探索路上，体现出办报人以读者第一、市场第一为准绳，创意上独出心裁，制作上独树一帜的新型办报思路。

九三年的年底，北京青年报文摘版转载了政法系统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一个女公民状告公安局长”。当时陈冀正在报社外面写“传统美德教育读本”，所以陈冀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向市委领导抱怨，时任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当即拍板要撤销陈冀总编辑的职务，李志坚副书记经过多方努力斡旋，在九四年初基本把这件事情平息了。

但是陈冀不走运，在他还没有回报社期间，又出了一档事，大概是在二版上又发了一篇有关“气功大师”的文章，这回再次惹恼了陈希同，他旧事重提，把两件事一股脑算到了陈冀一个人头上，这一次李志坚就真的扛不住了。在九四年三月十六日陈冀总编生日这天，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北京青年报社 公寓，两篇不相干的文章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总编辑生涯，那年陈冀四十二岁。

尽管如此，就因为这件事，李志坚最终还是说服了陈希同，破例让崔恩卿社长和陈冀在市委常委会上汇报了北京青年报的工作。陈希同听完汇报以后也谈到了上上下下对北京青年报的新闻报道有所议论，但他本人对北京青年报还是肯定的。就在这次会上，市委常委会上充分肯定了《北京青年报》，陈冀被调到北辰集团，由肖培同志担任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

陈冀，五二年生人，初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北迁安首钢矿山子弟中学任教。八一年考取《中国青年报》，办手续时被《北京青年报》“截留”。历任副刊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笔名“向获”，曾有两篇评论获全国好新闻奖，先后当选为北京市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九一年荣获北京市“五四”奖章。

其实陈冀是最不相信气功的。我记得在八六年，那会儿报社还在眼镜三厂的时候，一天晚上报社通知大家不要走，说一会儿来个气功大师，可以给大家看病，为了看看大师到底如何“看病”大家还真的没有离去。那天是在会议室，大师第一个给看的好像是张爱学。大师离着爱学有一米左右，一边端详着爱学一边说：“你是不是经常腰疼？你的脚肯定崴过！”爱学似笑非笑地点点头。

后来陈冀上去说让大师看看，大师一边看一边说：“你的脚崴过，你的腰也经常疼！”陈冀有点讽刺地说他姐姐在美国，能不能隔空给看看，大师说没问题，然后问了陈冀一些问题后就开始远程看病了。结论大致是他姐姐经常腰疼，脚也崴过之类的话，陈冀开玩笑地说：“您这么看病我也会”。很多同事看不下去了，都躲到一边偷着乐去了。

从九二年底到九四年，我在广告部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广告部的确挣钱很轻松。我记得有一次和好友聚会，我兜里的一摞个人所得税单据无意中被沈刚平看到了，他抢过去一看吓了一跳，单是交税的钱加一起就有上千块。那会儿是九三年，我们每月工资也就几百块。虽然广告部挣钱多，但我却待得心里总不踏实，因为有些说不清的广告回扣，让我左右为难。

那会儿报社的广告压力很大，很多大型企业还是把广告计划放在大报和电视台上，我们只能从夹缝中争夺一两块肉吃。虽然北京青年报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终究仍然归“小报”行列。而且，找北京青年报做广告的不完全是看重报纸的效应，客户中有些是报社的老关系、老朋友，有些是抹不开面子，分点给北青报的，还有一些是为了高额“回扣”来的。

有一次，一个朋友介绍了个大企业的人来找我做广告，他拿出了一张五万块钱的支票，跟我说要做某产品广告。那会儿北京青年报一个通栏是一万两千块，他要做半个版，也就是两万四千块，我就问他：支票上剩下的钱怎么办？他说让我把剩下的钱提出来退给他，不过还得要给他开五万块钱的广告发票，我琢磨了一下，然后说我去请示一下领导吧。

我马上找到陈绍宗，问怎么处理？绍宗想了想说你就答应他吧，剩下的事他来想办法。的确，两万多块的广告费，对于报社来说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不能轻易损失这两万多块。过了几天剩下的两万六千块刨去税我从会计那里签字领了出来，我马上和那个做广告的朋友约了在朝阳门桥见面，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他，他没有给我任何收据就走了。

虽然两万多块的广告费我挣了两千多块的提成，但我心里却总是不安：我这个人生性胆小，这是仅仅才两万多块的回扣，这要是二十万，二百万我该怎么办？我开始酝酿撤离广告部的想法，那会儿我在广告部是副主任，编辑部已经没有安排我的位置了，有一天我遇到时任办公室主任的赵文彦，我告诉她我想离开广告部的想法，她马上就说让我去办公室帮助她。

崔恩卿听说我要调离广告部，就问我：“为什么？”，我只回答了一句：“我离开广告部，就不谈广告部的事了”。社长知道我的为人北京青年报社 公寓，也就不再往下问了。社长和我商量到办公室做什么工作，我说正好报社处于发展时期，需要报社自身的宣传，就成立一个“宣传策划部”吧。社长马上叫来赵文彦，三个人一拍即合，于是北京青年报宣传策划部就成立了，我担任部门主任。

九三年报社的广告形势非常好，十个月就完成了两千多万元。事后很多人都不理解我，说这么好的挣钱部门不干，非要去个累得半死的办公室。的确，很多留在广告部的人收入非常可观，但是人各有志，我只图个睡觉安稳。事情过去三十年了，现在把它写出来，是为了解惑朋友们的疑虑，为什么当初一定要离开广告部。

任《生活服务》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