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 本书的字数如此之少，除去附录全书不足5万字，以至于看起来不像是通常的“书”。它也确实不是。简单地说，这本小册子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电视上批判电视的演讲录。书虽“小”，作者却是名震法国乃至世界的“大”人物。2002年布尔迪厄因病去世时，《世界报》为了在头版刊登这一消息，不惜推迟几小时出版。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电视台在头条播发相关消息，其中包括法国总统、总理等社会政要的哀悼。

在法国知识界，布尔迪厄堪与20世纪50年代的萨特和80年代的福柯媲美1。布尔迪厄是一个成功跨越边界的知识分子，这包括:学科边界——他的文化社会学跨越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国家边界——他的名声远播法国之外的西方乃至世界学术界;领域边界——他的影响由学术圈蔓延至媒体乃至一般大众，这本书就是一个范例。

《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1996年在巴黎电视一台两次讲座的内容。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是要借助电视让学术直接面向普通受众，讲座的主题则是揭示“电视……形成的巨大危险”。在这里，布尔迪厄采用了一种他自己称之为“权宜之计”的特别方法，即刻意回避那些所谓的电视长处，比如任何说明性的图像，唯他一人正襟危坐，通过电视进行了批判电视的“充满学究气的”、“字句清晰”的“讲话”。

布尔迪厄被舆论评价为不喜欢抛头露面，而且他一贯认为，在电视上表达社会良知极其肤浅和草率。因此，电视——上或者不上，在布尔迪厄看来，自然就不是学者专家个人的随意选择，而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必须自问，我在电视上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了什么?可见他这次是有备而来。

布尔迪厄的准备有了效果。《关于电视》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舆论称之为“电视解魅”。有学者将之与阿多诺式的媒介批判相比较，认为后者是在媒介体制之外展开的，而布尔迪厄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为人们所忽略的一面2。更有学者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是布尔迪厄从早期独立知识分子发展为介入性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志3。

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番讲演，他究竟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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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说，电视的“台前幕后”隐含着许多秘密，构成了新闻场的运作规则和逻辑。所谓“新闻场”，来源于布尔迪厄庞大学术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场域”———“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这大致有三层意思:场域这个社会空间是有结构的;场域中有冲突的力量并存，而且构成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些力量并非静止的，而是处在不停歇的争斗中。布尔迪厄以电视为例，向世人揭露了新闻场的惊人秘密——这个场域的结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力量参与博弈?蕴含了怎样的不平等关系?这也正符合布尔迪厄理解的社会学职能——揭示那些被掩盖起来了的东西。

布尔迪厄提出“新闻场”概念绝非玩时髦游戏，而是鉴于传统方法效用太低，它们大多关注外部因素，因此新闻场内部的特殊状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从外部经济因素考察，发现法国电视一台的后台老板是公共设施建筑公司，但这根本不能解释清楚法国电视一台的整个运作。不考虑这个因素显然是不充分的，但若只考虑这些外部因素，有更大的危害，因为它看似很充分，但却更严重地遮蔽了真相。布尔迪厄因此试图用“新闻场”的概念，来揭示新闻界内部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在他看来，电视是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这种暴力是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默契合谋而达成的，通常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是在承受。因此布尔迪厄强调，他对于电视以及新闻场的谴责，并不针对记者、编辑这样的具体操作者，因为在场域内，他们也为复杂情势所迫，身不由己。

布尔迪厄正是借此来解剖20世纪90年代法国电视新闻场中的那些秘密:

看不见的审查

布尔迪厄以“公共汽车”事件来做具体阐释。电视报道的大多是这类事件，意即服务于全体大众的。它不会触犯任何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不会产生意见分歧，所有的人都感兴趣。回避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冲突，正是电视台追求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布尔迪厄强调这种状况的危险后果，因为当今社会很大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布尔迪厄历数电视业种种不为人们觉察的审查: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甚至讲话的时间也是强加的，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布尔迪厄此次的电视演讲就有一个重要条件，电视台不得限定他的时间)。他由此给出了极端的结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自主性的丧失。

信息流通的封闭性

布尔迪厄说，“垄断导致一体化，竞争导致多样化”这个自由的信条仿佛已经是常识，但是在新闻场中则完全失灵，媒介竞争导致新闻内容的趋同。部分原因是新闻生产的集体化，媒介之间互为参照，彼此的竞争表现为对于同一新闻事实的争抢。媒介中流动着有关信息。布尔迪厄讽刺说，新闻媒介的竞争就像照镜子，这种镜子游戏的结果，是在新闻场内部造成了可怕的封闭现象，一种“精神上的幽禁”。

现实的制造者

电视的选择原则是双重戏剧化: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幕，制成影像;同时又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戏剧性以及悲剧性的特征。对非同寻常之物拼命的、又有着利害关系的追求，必然产生政治危害，因为影像具有特殊性，可以制造真实效果，让人目睹并相信影像所展现的一切。电视可以在大众意识中建构某些观念、事件、群体，甚至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相。电视在客观世界和大众意识中穿针引线，它自称录制事实、反映现实，但实质却是一个制造现实的工具。

收视率的压力

收视率主宰着电视生产，这已经算不上秘密。传统研究积累了大量对媒介市场导向的批评，集中于它排斥了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内容，致使低俗化现象泛滥。布尔迪厄则说，透过收视率，他看到了经济逻辑对于文化生产的置入，因为市场成了公认的、对于文化的合法裁判机构。而那些最崇高的人类文化，如数学、诗歌、文学、哲学，都是反经济逻辑的。因此收视率心理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使得低俗文化泛滥，更在于它威胁到了人类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逻辑，人类将因此彻底丧失生产这些崇高文化产品的能力。

紧急和快速的思维

电视是不太利于思维的表达的，比如柏拉图就曾将拥有时间的哲人与在广场上处于紧急状况中的人作了比较，并认为处在紧急状况中的人是无法思维的，思维与时间存在某种联系。布尔迪厄对电视上充斥着“fast-(快思手)”提出质疑:人是否可以在快速中思维?电视为何赋予了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布尔迪厄分析，电视上的快思手有特殊的方式，即福楼拜所说的以“固有的思想”进行思维，“固有思想”——是指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这样交流就失去了意义，对话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在交流之前大家已经接受了同一思想，而这种思维方式正是电视快餐式运作的需要。

在一一解密之后，布尔迪厄认为，在新闻场的独特机制和结构作用下:“人们越来越发现干电视这行所经受的可怕压力，⋯⋯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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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眼中的新闻场并不是自我封闭的“孤岛”，相反，它与社会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和互动。布尔迪厄认为，在诸多社会场域中电视新闻结构分析，新闻场尤为特别，它最多地受其他场域的影响，同时又最多地影响其他场域。

对于政治场域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以收视率为导向的电视给民主政治以毁灭性打击。因为电视台奉行极端犬儒主义，追求轰动、奇特效应。电视平庸的新闻报道将社会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致使大批普通人丧失了政治能力，电视新闻培养的是不具备任何特别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的人。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也造就了这样的从业者:他们对任何形式的道义，特别是对任何政治思考都无动于衷，他们渐渐地把自己的价值标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存在与说话方式和自己的“人文理想”强加给了整个新闻场。这种种恶果是:造成了社会的非政治化。

电视对司法场的影响也不乐观。据一位法国学者的研究，在司法界，一些以司法场内部标准来衡量算不上“最可敬”的法官，却利用电视改变了他们在场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布尔迪厄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必然是坏事，但确实存在巨大危险。司法界本来有自主性，可以用自身逻辑抵御一系列的干扰——为感情所驱使的司法常识、纯粹是直觉的正义感，等等。记者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或者表达专家观点，或者以舆论代言人自居——都极大地左右了法官的专业工作，这是“裁决权”的真正转移。本来是凭借司法场的自主性得到保障的司法成果，如今因此而可能遭到质疑。

布尔迪厄认为这种转移并非仅仅出现在司法等个别场域，而是渗透于各个专业场域中。比如法国媒体热衷于评选所谓“十大知识分子”，传媒就是在扮演本来不应该承担的仲裁者角色。“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是一个被优秀历史学家称为优秀历史学家的人。这必然是一种循环的评价。⋯⋯当一个并不被公认是历史学家(如一个电视史学家)的人物可能对历史学家做出评价，并被认可时，就出现了不能自主的因素。”布尔迪厄分析其中的原因是传媒和“电视知识分子”(这是布尔迪厄对那些依赖电视积聚个人资本的知识分子的称谓)的互相利用，媒介利用这些电视知识分子获得议题和权威性，而电视知识分子则可以凭借在电视上露面而获得知名度、社会身份等个人资本，可谓“双赢”。

但在这种“合谋”中，专业场域的纯洁性却受到极大侵蚀。布尔迪厄发现，当今新闻媒体邀请某个学者，似乎是对之赞赏和认可，可在几十年前，这却是一种贬低，因为只有得不到专业场认同的学者才会倾向于在新闻场中寻求资源。布尔迪厄因此得出骇世惊俗的结论:与传媒合作跟与纳粹合作惊人地相似——从倾向于合作的动因看，他们都无条件地屈服于对自主场的规范有破坏性的强制力。布尔迪厄说，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就应该是一个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甚至互相争斗，但彼此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

凭借对信息生产和大规模传播工具的垄断，新闻场破坏了一切:不仅控制着普通公民，还控制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艺生产者，因为它掌握着大众进入公共空间的通道。

布尔迪厄并非是简单的精英主义者，维护高雅文化生产的纯洁性与让民众享受这些成果，都在他的考虑之内。不错，电视降低了进入某些专业场域的门槛，侵蚀了其他场域的自主性;但同时它又能够触及最广大的民众。因此，他一方面要维护人类最崇高的创造所必不可少的生产和传播条件，捍卫任何先锋的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奥秘性;另一方面，他也主张维护公开推广专业场域成果的必要性，以及为争取到良好推广条件和手段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以使公众能够充分、广泛接触这些成果。

布尔迪厄在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曾说，“社会科学提出的每一个命题都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到社会学家自己身上。4”他此次在电视上批判电视的行动及其观点，正是对这一诺言的解释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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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由电视演讲形成的小册子，鲜明地体现了布尔迪厄一以贯之的文化社会学的精髓，那就是试图整合社会学乃至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布尔迪厄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身体和精神等等的对立都是虚幻的。结构主义的客观“规则”完全抛弃了主观再现的能动性，将一切社会和文化都看作结构性的制度和规则总和，个体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承担者和被动执行者而已;存在主义则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对制约性的、潜在的社会客观结构置若罔闻。他试图从实践的纬度消解这种对立，创造具有“建构主义”倾向的社会学5。

布尔迪厄打破传统社会理论中“社会结构”和“行动”二元对立的文化社会学，代表了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可以形成参照的是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6。正是遵照“建构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建构”的思路，他使新闻场中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活动特征得以动态而不是静止、现实而不是概念式地展现，从而使得我们平常惯用的一句学术评价的套话——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了实在的内容和参照系。

注:《关于电视》，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3、5：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周宪:《关于电视·译序》电视新闻结构分析，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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