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市场两个外部场域对调查性报道生产实践的强势塑造，以及这种塑造行为带来的调查性报道理念与实践的不断脱离，最终形成了一种扮演了体制内部矛盾温和改良者角色的“中国式”调查性报道样态。政治与经济的联合体有意识地强调“有时效性”的资讯和评论以迅速满足观众快餐式的信息消费需求，但更深层次的真相调查和披露则往往因涉及多方利益而对“正面宣传为主”的主流新闻生态构成冲击并存在失控的可能。

《新闻调查》与调查性报道

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电视新闻的改革浪潮出现于中国的，以中央电视台开播于1996年5月的《新闻调查》栏目为代表。然而从更宏大的语境看，《新闻调查》及地方台“崛起”的一系列电视调查性报道栏目，是西方业已成熟的调查新闻学（ ）藉由电视新闻改革带来的话语空间向中国土壤的一次移植。

在《新闻调查》开播之前，时任央视台长的杨伟光就曾明确指出：“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光有一般的新闻节目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剖析社会问题的节目，要有像美国《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算改革差不多了。”这固然直接折射了当时改革推动者的开明，却也从根本上将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和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做了功能和价值意义上的区分：无论内容形态多么相近，但两者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源于国家体制进行自我更新的内在需求。

在开播的头十年，《新闻调查》因“调查性报道”的身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待，却也经受了若干次重大的结构调整和人员流失。在政治氛围较为宽松的2001年、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新闻调查》总计播出了80余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内幕报道”，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宣传政策在2004年下半年的陡然收紧和央视内部收视率至上主义经营策略的影响，《新闻调查》及其承载的专业主义理念受到了“国家-市场”力量的严重制约，导致栏目从2006年开始陷入颓势：收视率长期低迷、大批优秀从业者出走、不断受到主管部门批评、选题内容全面转向软性。

然而从2009年开始，电视新闻传播的大环境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在汶川地震报道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北京奥运会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电视新闻业无论在公信力还是影响力方面，均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拓展了电视新闻传播的话语空间。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传播效益，决策者开始重新审视电视新闻的属性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正式提出“新闻立台”的发展策略，对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的各新闻栏目进行信息量和传播力的强化。这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新闻调查》来说，无疑是一个“枯木逢春”的机会，其承载的“调查新闻学”理念非但没有被噤声，却反而得以保持原有的节目形态和黄金播出时段（21:30），成为当时新闻频道仅有的两档未被“动刀”的栏目之一（另一档为《新闻周刊》）——当然，这一“幸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轮改革对资讯类节目的过分强调，导致央视需要保留一定的深度报道和评论类节目以丰富平台风格。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栏目组陆续开通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并高调重提“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口号。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第二个“春天”似乎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从2009年开始至今，《新闻调查》是否在新的宣传政策的“背书”下系统性地展开了真正的调查性新闻生产实践？影响这一时期《新闻调查》日常生产的场域因素又有哪些？这是我们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来解答的问题。

研究设计

本文首先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以《新闻调查》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这六年间播出的总计278期节目为研究对象。在这六年里，《新闻调查》每年播出的节目数量分别是42期、48期、47期、50期、44期、47期。作为一档周播节目，《新闻调查》之所以每年播出的期数不同，主要源于突发性事件和重大事件的报道任务会导致固定的播出时段被占用或调整，这是央视除《新闻联播》外所有新闻栏目都要服从的安排。为追求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不做分层或等距抽样，就以全部278期节目作为本项研究的样本。

在分析的框架上电视新闻结构分析，本文综合国际学界新闻报道内容分析研究的普遍性思路，分别在报道倾向和主题内容两个层面上对样本进行编码和分析。编码过程经两位作者交叉验证并修正误差。

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新闻调查》2006-2014年六年间新闻生产的内外场域及其相互影响的机制进行批判性解读，从而解答前文提出的问题。布尔迪厄强调“新闻场”内外各种力量的控制和反控制对“场”的形态塑造的作用，这为我们提供了观念和方法上的启发。中国电视业独特的国有国营属性确乎需要我们对“场外”的控制力量保持清醒的态度。

研究发现1报道倾向

我们将样本中的278期节目的报道倾向划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个维度：正面倾向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改革和建设成就报道、先进及典型人物报道、会议报道和解读、政策主旋律宣传等报道形式中；负面倾向主要以揭露为形式，体现在关注社会变革中的难点、疑点事件并对其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报道形式中；中性倾向报道的内容强调客观记录或呈现，没有流露出明显的肯定或者否定色彩。2009至2014年的六年中，《新闻调查》节目倾向年变化趋势和总体数量关系参见下图。

2009-2014年《新闻调查》播出节目数量及报道倾向

《新闻调查》所有节目样本中正面、负面和中性报道所占比例

从图中呈现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在《新闻调查》2009年至2014年的节目生产过程中，三种类型的报道在数量上并未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体现了栏目总体上的温和倾向——虽然每年都推出一定数量的负面报道，但正面报道也是《新闻调查》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新闻调查》节目倾向变化的整体特征和趋势，我们借鉴可视化操作理念，将三种报道倾向进行赋值，正面为1，负面为-1，中性为0（数字无实际意义，仅用以表现倾向的变化）。栏目278期样本节目倾向变化的趋势如图所示。

《新闻调查》2009-2014年栏目报道倾向走势图

上图直观地展现了《新闻调查》整个内容生产中报道倾向的变化趋势。这一阶段，栏目从2009年初的正面报道起步，到2014年底的中性报道收尾，其间有两个较大的“空档期”（2010年4月-5月、2012年3月-5月）长时间没有推出负面类型的报道。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栏目推出一期负面报道之后，往往会相应地推出一期中性报道或者正面报道来加以“缓和”，从而使得栏目出现了正面、负面和中性报道逐次出现、循环往复的情况，呈现较为明显的“分散”、“反复”、“曲折”的整体特征。

总之，虽然负面倾向的报道并不完全等同于调查性报道，但不可否认，调查性报道更多是要以“揭露”的手段来实现其存在价值。

《新闻调查》在这一阶段的报道倾向呈现出了对调查性报道天性的一种自我抑制和自我中和，栏目在舆论监督功能之外，也在越来越自觉地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为辅”的内容生产格局成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

2主题内容

我们将样本中的278期节目做出如下九类主题编码：（1）成就报道（含国家、组织和个人）；（2）改革话题（包含政策落实现状，有正面负面中性）；（3）社会问题与舆论监督；（4）历史与现状；（5）文化教育；（6）医疗卫生；（7）环境保护；（8）三农问题；（9）其他。需要说明的是，5-8的主题编码与2和3的编码分类确有一定的重合，但因占比较大所以予以单独列出。统计结果如图所示。

《新闻调查》2009-2014年节目报道主题占比情况

从《新闻调查》这一阶段的报道主题来看，社会问题和舆论监督仍然是栏目新闻生产过程中占比最大的主题（40%），这说明即便面临着宣传政策规制、内外部竞争压力、自身发展局限等有问题，栏目依然坚持实践调查报道的理念和运作模式，突出了栏目及其从业者实践调查报道的决心和勇气。

当然，带有明显宣传和说教意味的成就类报道在比例上仅次于社会问题和舆论监督（占26%），说明这一阶段的《新闻调查》在很大程度也自觉承担着为“主流”发声的意识形态功能。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热点问题开始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凸显，《新闻调查》也实现了对这些问题记录和关注（总占比25%）。当然，因为调查性报道的反抗性色彩及其内容生产机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限制，这些报道虽然旨在揭露内幕、调查真相，但也在节目中突出了相关部门处理问题时的良好态度以及纠错改正的决心等正面内容，使得节目的调查深度和揭露力度趋向温和。

3收视比较

总体上，在整个2009-2014年间，《新闻调查》的收视始终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其收视率排名甚至一度位列央视重点新闻栏目的末位。我们以2010年为例，梳理《新闻调查》央视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主要新闻类的年收视数据，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合和分析来呈现这一阶段《新闻调查》所面临着的收视率压力。

2010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主要新闻栏目收视率排名

2010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要新闻栏目收视率排名

从2010年的收视情况来看，《新闻调查》至少在传统播出渠道上呈现为收视低迷、影响力急速下降的态势，在与同类栏目的竞争中已经处于弱势地位。

随着一批又一批老牌栏目在末位淘汰制中“下架”，《新闻调查》实在只是勉强凭借自身调查性报道的特色栏目定位和央视对“舆论监督”类栏目的格局规划求得生存。但从内容分析的结果来看，“舆论监督”又只能是徒有其表，因为整个六年间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有影响力的调查性报道产生。

《新闻调查》创建不足20载，却如同进入“垂暮之年”，其生产机制和调查理念长期卡在僵化和停滞的状态之中。在新闻生产实践中，栏目始终未曾放弃“曲高和寡”的严谨高端的调查报道栏目定位，精英主义色彩毋庸置疑；但在现实的语境中，“调查性报道”几乎成为一个被剥夺了意涵的符号，《新闻调查》的勉力生存实毋宁是电视新闻改革的一种纯粹的形式要求。

场域分析1“国家-市场”外部场域分析

总体上看，《新闻调查》在这一时期调查性报道的色彩不断弱化、正面宣传因素得到加强，报道主题尽管仍以社会问题与舆论监督为主，但成就报道的比例也显著提升，“调查”的观念和实践出现了错位状况。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和市场两个外部场域对调查性报道的生产实践的强势塑造，以及这种塑造行为带来的调查性报道理念与实践的不断脱离。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扮演了体制内部矛盾温和改良者角色的“中国式”调查性报道样态。

当然，中国的电视新闻改革始终是由国家政治主导并由市场力量催动的，“电视新闻场”是政治与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场域，专业主义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角逐和此消彼长逐渐塑造了栏目在不同发展时期结构特征——其中经济推动逐渐成为导致“变化”最重要影响因素，而政治则自始至终确保变化处在执政党可容许的范围之内。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电视新闻一直处于国家和管理机构的监控和“保护”之下，舆论宣传功能保证了其获得更多的“行政恩宠”，并“始终存在着国家一元独大的政治权力运作”。官方的默许和认可是栏目内容生产“合法”身份的前提，这直接体现在栏目所在中央电视台“事业单位”的属性以及党政机构管理媒体的运作体制之中。只有在政治上绝对正确（或基本正确），才有可能探寻经营、管理、生产等层面的有限度的“突破”。而通过政治“合法性”身份的确认，《新闻调查》栏目得以在对政治的妥协的前提下，完成对于内容生产有限度的、摸索式地突破，以求能够获得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可。

在中国独特的国家-市场外部场域的控制下，尽管《新闻调查》采用了调查性报道的基本方法和形态，却在对《60分钟》等西方著名同类节目的模仿和借鉴中创造出了新的“变种”。在我们所考察的278期节目中，符合“西方标准”的调查性报道模式即内幕报道的数量屈指可数。以央视为播出平台的事实，决定了栏目的国家媒体身份，其立论的国家权威色彩、自上而下的调查过程、以启蒙大众为诉求报道风格等等，均与西方新闻业秉承的平等主义的专业理念有很大差异。实际上，同时代、同类型新闻栏目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新闻调查》相似的问题，它们在改革中不断探求话语表达和叙事手段的专业性，但却也在与政治、社会的协商中不断变换着话语风格，其面对威权政治时候的“温和”态度甚至刻意“失语”，都是这种“变形”的突出表现。

2“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分析

除国家和市场这两个外部场域对电视新闻场的直接控制外，作为中央级媒体的中央电视台自身的机构属性和方兴未艾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也显然对《新闻调查》的日常生产实践构成了影响。

自2009年“新闻立台”战略得以实施以来，央视不断推出新的栏目以确保新闻频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电视新闻平台。具体而言，老牌资讯类新闻栏目《新闻联播》、《东方时空》依然拥有资源和话语层面的优势地位；新开播的《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24小时》等栏目凭借对新闻事件的迅速反应开始崭露头角；《新闻1+1》藉由名主播的社会效应，聚焦社会热点事件，重视评论的客观公正和深刻；《每周质量报告》关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推出了多期不触及体制的揭露性报道……在这样形态多元的背景下，《新闻调查》虽得以在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两个平台播出，却已不得不面对新闻资源、观众注意力、收视率、品牌影响力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压力。

正是在上述竞争压力下，以“调查”为特色的《新闻调查》开始逐渐暴露自身生产机制的弱势。对于电视调查性报道来说，一期常规节目通常需要1-2个月才可采制完成，特殊的选题甚至要半年以上，耗时且复杂的制作流程直接导致栏目在新闻采制和传播速度上的局限，在诸多重特大热点难点事件中无法及时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以2011年为例，央视新闻频道多个栏目在这一年全面发力，实现了对“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佛山小悦悦事件、郭美美事件等热点事件的跟踪报道，全面展现了主流电视新闻的体制优势；而纵观《新闻调查》在这些“正在发生的历史”中的反应，却发现其存在着明显的主体缺位和话语缺失状况，除了针对郭美美事件推出的一期报道《被质疑的红十字》以外，在其他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几乎处于沉默状态，就算发出了声音，注意力资源也早已被一哄而上的资讯类栏目耗尽。

当然，上述原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反应迅速的资讯类报道比深度挖掘的调查性报道更受青睐——根本原因还是存在于国家与市场的场域力量之中。

政治与经济的联合体有意识地强调“有时效性”的资讯和评论以迅速满足观众快餐式的信息消费需求，但更深层次的真相调查和披露则往往因涉及多方利益而对“正面宣传为主”的主流新闻生态构成冲击并存在失控的可能。

另外，迅猛发展的新媒体技术也对作为“第一媒介”的电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新闻调查》发展早期，电视媒体拥有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兼中央电视台独特的政治与话语资源以及高层政治一度对舆论监督的重视，这都促使栏目有能力去发掘“独家”的选题、采访到特殊的采访对象。在互联网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政府、企业和个人信息发布平台和表达空间均十分有限，也为记者通过走访调查追问来揭发内幕和真相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渐崛起，以《新闻调查》为代表的调查性新闻栏目在结构形态和内容生产层面均受到直接影响和牵制。

一方面，新闻生产的时效性压力进一步加大。在新媒体环境下，热点话题和事件更多地通过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渠道得到关注和讨论，并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大范围传播。因此，为了实现对这些话题和事件的及时关注和跟进，《新闻调查》不得不在深度和时效上做出取舍。折衷的结果就是，为了紧跟事件进展，保证时效性，栏目两个月的常态制作周期在很多时候被缩减为两周以内，甚至在重大时效选题中“三组人马同时运作2天就制作播出一期45分钟节目”，这无疑与“调查”的本性相抵触。

另一方面，调查性报道在内容生产机制上也势必要更多地融入新媒体和网络舆论场域的特性。例如，《新闻调查》始终遵循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主要通过现场发掘和调查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追问来揭露真相。但在新媒体的场域中，栏目将不得不开始关注网络平台上的各种信息披露以确保选题具有时新性，同时通过对信息链条的厘清以及对知情人士的网络跟踪来辅助报道的展开。此外，专业知识的搜集和解答、采访对象的联系与沟通、节目的推广与反馈等电视新闻结构分析，都需要依赖于新媒体渠道来实现。从2003年开始确立的“记者中心制”受到冲击，栏目在内容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新媒体场域的舆论和意见的左右。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新闻调查》的生产实践展开机制和语境的分析，其实我们仍难以就“什么是中国的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得出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来。但正是这种含混和暧昧，恰如其分地佐证了这项研究的必要性。

它说明了在中国当下独特的社会生态下，对于任何自我宣称为自洽的理念或实践模式，都只能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去讨论和判断。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态上看，《新闻调查》都是一档十分典型的中国式的新闻栏目，它诞生于90年代电视新闻改革的高峰期，也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和严格的意识形态管控，但最终还是站稳了脚跟，在与体制和市场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实现了稳定的发展。这条路，是所有中国的电视新闻栏目都走过的，因此对它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具备了一定的普适性和阐释力。

我们尽可以说《新闻调查》所生产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其生产过程也受到了内外场域的严格制约，但在中国电视新闻业根深蒂固的宣教话语体系中，这档“不那么像调查性新闻”的调查性新闻栏目毕竟为撬动中国电视新闻的传统语态、促进更为民主化的新型新闻语态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通过对《新闻调查》的选题考察可以发现，栏目在报道主题上始终体现着明显的人文气质，尤其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对普通人权利的保障。

这种“无论穷达、兼济天下”的悲悯情怀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过程中逐渐被广泛认可的一种新闻专业理念——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内核。

在栏目新闻采制过程中，大部分的采访和报道都紧紧围绕具体的人物展开，通过人物故事和人物的感受来反映社会现实，不断将社会变革融入平民视角的讲述中，变“教化”为“对话”，尊重观众的视听体验和消费需求，这一姿态不仅得到了社会精英的价值认同，也在大众中间取得了影响力。由于受到《新闻调查》“平民化”报道理念的影响，《新闻联播》等老牌电视新闻栏目也开始尝试在报道中呈现更多现场，以平实的表现手段来完成报道的现实“写真”和意义建构。在《十年》一书中，孙玉胜用“刻骨铭心”来形容央视新闻中心在话语方式上的变革探索，他将90年代及至后来央视电视新闻改革的本质定位在了“语态”上，而《新闻调查》正是引领这一“语态革命”的最重要的栏目之一。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既然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注定要拥有与西方同类样态不一样的内涵，那么《新闻调查》也势必要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与《60分钟》不同的角色。

藉由对《新闻调查》278期节目的内容分析和内外场域的考察，我们得以管窥中国新闻改革局部目的清晰、总体设计模糊的结构性特征，以及这种结构性特征对可能对电视新闻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影响。

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当下所面临的独特的场域困境，值得研究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和阐释。

本文刊载于《新闻记者》第11期，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阶段性成果，有删减，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常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家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