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乐新闻:要素、关系与实践模式(1)_国内_光明网(组图)
【编者按】
2020年4月,本公号在“深柳读书”栏目下推送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关于“建设性新闻”主题的17篇文章。读者反响强烈。鉴于“建设性新闻”研究及其实践刚刚起步,本公号特设“建设性新闻”栏目,蒐集此类研究及经验总结,以飨同好。
建设性新闻:要素、关系与实践模式
作者 | 殷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研究员
内容提要
建设性新闻是新媒体环境中新闻理念与实践探索中颇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其出现及发展既是全球新闻业对技术变革、话语变化的回应,也是新闻媒体基于技术变革的各项硬件优化同时进行的软件升级。本文在长期跟踪的基础上对建设性新闻的核心要素进行考察,同时结合中国的新闻发展实践提出新受众关系、产制关系、正负关系、信息的理性与感性关系、当下和未来的关系五个方面,最后在全球案例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新闻报道的四个主要实践模式并加以解析。
关键词
建设性新闻 核心要素 新关系 实践模式
正文
2020年以一种人们未曾预料的方式打开,就媒体层面而言,信息的多与少、真与假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更使得如何用建设性方式报道新闻成为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显性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信息源头、信息容量、传播速度、传播路径和用户关系,我们的沟通内容和话语方式都在变化,对新闻及媒体的思考和实践亦然。国内外数据显示,重构、重新审视、重新思考等表述高频出现。种种“重新”作为前缀的出现,既意味着在新语境中对基础性问题的追问,也意味着对既有理念的反思与创新。建设性新闻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个分支,其出现和发展既是全球新闻业对技术变革、话语变化的回应,也是新闻媒体基于技术变革的各项硬件优化同时所进行的软件升级。
本文在长期跟踪的基础上围绕何谓建设、何以建设、如何建设三个问题来审视建设性在新闻中何以体现,何以落地。
一、何谓建设:建设性新闻的核心要素考察
追溯词源来看,“建设性”()一词源于拉丁文,其最初的含义为“不是直接表达而是推断,即通过解释得出,将“建设”的含义引入建筑领域后,其意义则侧重于“建设的质量”,强调积极促进事物发展的性质,与“”(破坏性)意义相对。根据上述词源演变,“建设性”概念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指事物发展的方式及过程,即阐释与推论;二是指事物发展的方向,即积极与改善。这也堪称是建设性新闻理念核心思想的语义来源,其中“积极改善”是与建设性新闻传播的积极效果相呼应,进而体现了媒体的建设性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在建设性新闻中,一直为业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建设性何以体现?或曰其核心构成要素是什么?从西方视野来看,北欧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乌瑞克·哈格洛普在丹麦广播电视任新闻总监期间即开始实践这一理念,为明确何谓建设性新闻,他从六个方面对建设性新闻与其他新闻类型进行了比较(见表1)。
表1 比较视野中的建设性新闻
这一比较对建设性新闻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定位。对于新闻编辑室而言,以比较的方式呈现也更有操作性。乌瑞克在访问中,也谈到初始这一理念并不能被编辑部成员所接受,但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馈,不仅获得了编辑部成员的认可,也受到了其他同行的认可,对此挪威、芬兰等公共广播电视台也有交流和效仿。
在建设性新闻实践和理论的推进中,对其构成要素的探索和总结也在持续进行,依据提出者的背景和关注重点,其要素构成及表述小有不同,但解决方案和“现在怎样”始终是各版本的基本元素。如荷兰记者凯瑟琳·吉登斯特德在2016年的演讲中提出建设性新闻的六个要素,也即:解决之道、现在如何、去极化、访问、罗斯林(The , 致敬社会学家罗斯林,以此意指用数据解释新闻并提供背景)、记者(The“De ”, 荷兰的一个新闻论坛,以此意指赋权和共同创作)。在学者的加入之后,这六要素在2019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升级,在保留了“解决之道”“罗斯林”两项之余,将原有几项整合调整分述为:未来方向、包容性和多样性、赋权于民、共同创作。整体意旨未有大变,但经过几年的沉淀和整理后,这一版本的六要素更为清晰和学理化,这也是目前传播较广的六要素说。另有多位学者提出了建设性新闻的核心概念,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四个核心概念:现实、时间、权力、受众,在各个概念中强调建设性新闻所秉持的观点,如在“现实”中提出建设性新闻赞同建构主义观点,相信新闻工作者在现实的建构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在时间概念中则强调语境及下一步。
总体而言,着眼未来、着眼解决方案、强调积极参与是建设性新闻的主要聚焦点,尤其从实操层面来看,“后来呢”“现在如何”等问题是报道的着力点。建设性新闻项目的联合发起人表示,应该考虑在通常所说新闻报道的5W之外加上第六个W:现在怎样(What now?)。
二、何以建设:建设性新闻实践中值得注意的几个关系
建设性新闻在欧美的兴起与发展既是对技术变革的应对,也是对媒体整体社会信任度下降的一个解决方案。美国2019年的调查发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假新闻和错误信息是个大问题,假新闻比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性別歧视、种族主义更令人关注。68%的美国成年人指出,假新闻已经影响了美国人对政府的信心。结合中国的新闻发展实践来看,虽然与西方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诸多不同,但在建设性新闻发展中有与其并行和共振之处,在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以人为中心,建构新受众关系。信息弥散环境中,只有当新闻为人创造价值的时候才有意义。其价值既包括提供真实及时的信息,帮助民众认知自我和世界,也包括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更包括参与社会治理,让民众真正参与进来协同创新,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人类进步。有美国新闻工作者即称,几十年来新闻都有一种传统,与受众脱节。“在追求客观真相、害怕偏袒一方的指控情况下,我们避开了一切,仅仅留下非人化、机构化的声音”,当前建构新的受众关系,需要做五件事:“与他们对话;倾听他们;和他们见面;使他们高兴;与他们合作。”
建设性新闻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发现问题、报道问题并推动问题解决。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既关注社会问题,又关注个体。新媒体环境中,社区从“线下”延伸至“线上”,知识的个人性和经验的独特性愈见凸显,个人以分子化结构形成网络社会。对个体的关注是建设性新闻的重要面向,认知受众的多样性,以人立题,才能将面目模糊的个体从群体中彰显出来。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个体的集合。二是注意民众的主体性,受众不仅仅是消费者,同时还是合作者、生产者。其一,公众成为建设性新闻的话题源,媒体应该关注民生的多个维度新闻稿三要素,借助于技术来更精准地掌握用户需求及其切实存在的痛点,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其二,建设性新闻应该让公众了解新闻不仅包括传统新闻的5W功能,还提供解决方案,甚至将方案形成的细节透明化,具体体现为让公众了解三个“如何”,即:如何对社会问题做出某种回应;如何执行解决方案;如何了解解决方案产生的预期效果。增强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鼓励公众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同时,应该以更为均衡的方式来引导公众舆论,更强调对于新闻传播效果的正面影响,从而增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加强个体、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信息连接、情感连接、社会连接,建立个体、媒体和社会的积极互动关系,是建设性新闻追求的目标。
二是从参与走向协作,协调新产制关系。参与是建设性新闻的特征之一,既包括媒体参与也包括社会参与,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报道方式,不仅报道公众所面临的问题,而且还为公众提供参与渠道,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在奥兰多枪击事件后,美国《赫芬顿邮报》通过“好新闻”栏目为受难者筹集到14.1万美元的捐款。在我国新冠肺炎防控中,媒体积极参与,推动防疫物资的募集及对接、病人的救治等问题,也是例证。在参与的过程中,建设性新闻协同性的特征也在生产和传播中渐趋鲜明。一方面,技术为公众赋权,公众有接近媒体的权利,公众的多元化信息获取方式倒逼媒体与公众主动互动,二者共同制作新闻内容,这也是建设性新闻倡导“用户生产内容”(UGC)理念的原因。如此,受众可以单独发布新闻或通过提供专业知识协助媒体从业者完成新闻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中的“参与”更具互动性,媒体也可以遵循社交媒体规律利用技术参与到公共对话与社会发展中,以更好地贴近受众,展现报道方案全貌的同时也能参与其中。因此,建设性新闻中的参与是一种协同、互动的机制。
三是呈现全貌,把握正负关系。全貌有纵向脉络亦有横向视野。对于建设性新闻的一个常见误解就是将其单维度理解,建设性的态度和理念并不意味着回避问题美化问题,建设性新闻同样包括舆论监督,虽然建设性新闻并无明确单一的定义,但中外多有共识的一点,即建设性新闻不是一个单维度的正面报道。有学者表示:“建设性新闻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但目的是寻找解决方案,”建设性新闻不仅是侧重于内容的积极性,而最终落到新闻系统与社会生态的平衡与健康。
对正面宣传的理解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正面宣传的定调来自“对社会制度、时代本质的积极判断。”旨在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是我国维护公众利益的根源,也呼应了建设性新闻的公共服务理念;其二,“正面宣传为主”并非不关注批评报道。李瑞环曾明确提出,批评报道应以建设性为基点。习近平早在1989年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应欢迎新闻工作者报喜也报忧,拿起舆论监督武器,而这种“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这些阐述揭示出了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建设性意涵。
四是重视情感连接,认知新闻中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新闻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日趋显著。有学者对普利策新闻奖获奖报道的研究发现,优秀作品不仅源于新闻记者对重大社会议题的关注和报道,也在于情感叙事的应用。信息的传递是带着情绪、情感、温度和判断的,建立情感关系也即构建一种相互关联的人际呼应。多学科的研究均为情感连接的重要性提供佐证。美学研究认为,情感是综合的要素,许多本来不相关的意象如果在情感上能协调,便可形成完整的有机体。有研究者基于上的政治传播分析发现,具备明显情绪表达和情感倾向的内容更容易获得用户关注和参与。建设性新闻报道产生了与“快乐新闻”所不同的积极情绪:使受众感受到了被赋予权力的感觉,这是民众参与的一种产生性情感。这在中国媒体的实验中也有许多成功的例证。中青报爆款视频新媒体“青蜂侠”创办之初的一个口号就是要“每天温暖百万人”。青蜂侠负责人王海在访谈中表示,“我们希望用暖新闻,用正能量的作品,实现每天100万人的观看,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定下的目标,实现了每天5000万人的观看量。我们也从中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这种正能量暖新闻,更能带来大流量。”情感和品质的唤醒是建设性新闻的另一重要特征。有媒体人表示,“在新媒体传播的复杂形势下,我们希望重申另一个维度的价值,就是善良。”
五是保有发展的视野,处理好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在建设性新闻中最常被提及的一个要素what now所强调的即为发展视野。更多聚焦于现在如何、未来如何也是建设性新闻与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参与式新闻等前序理念显著差异之所在。新技术环境中,新闻与人之间的距离正在发生突变。长久以来,新闻报道所着眼的均为当下、现场,电视在20世纪的崛起与直播不无关联,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源于采集传输等技术门槛、资金门槛和政策门槛,现场是可以扎口的,而新媒体环境下,不夸张地说,在无数个现场有无数个自媒体以第一时间发出即时信息。
三、如何建设:建设性新闻的主要实践模式解析
建设性新闻不止于报道,更是一种社会活动和新闻实践,如何建设、如何解决问题是其能否落地的关键所在。综合国内外媒体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来看,有四种主要模式比较有代表性:试点模式、参与式观察模式、镜鉴模式、长尾报道模式。这四种模式均围绕未来如何,也即如何解决问题来展开,同时又各有其典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每种实践模式都不是在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在相互交织叠加中实现效能的最大化。
(一)试点模式:主动设定样本并参与解决问题
所谓试点模式,指的是媒体主动设定样本并参与解决问题,重视与专业机构和民众的合作,强调实验和调查,以社会科学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芬兰广播电视台的养老机构计划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计划以小善行+样本养老机构的示范性操作来推动民众和专业机构的参与。芬兰是全球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2015年芬兰广播电视台以广告形式征询机构来参与改善养老机构服务计划。有150家机构报名参与应征,最终选出一家最为合适的机构作为试点,在该机构中推行定制的护理和医疗计划。芬兰广播电视台充分发动民众、专家参与这一计划,同时全程追踪记录整个改变过程,希望通过报道,不仅帮助解决养老问题,更能够影响大众改变不要将老年群体视为浪费社会资源的群体的观念。该项目已经初见成效,试点机构已经引来不少效仿者。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新闻稿三要素,鼓励各界共同、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与未来。
(二)参与式观察模式:聚焦某一特定领域设定专题项目
这一模式的重点在于在某一时段聚焦某一特定领域设定专题项目,报道的过程就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线上线下深度联动。基于数据和案例进行研究,以了解一个特定地区的问题如何解决。较之于试点模式,这一模式的媒体参与程度较弱。
比较典型的案例有解决之道新闻网合作的几个媒体项目。如《西雅图时报》的“教育实验室”与“交通实验室”,虽然名为实验室,实则用参与式观察来形容更能概括其特征。教育实验室于2013年10月推出,以西雅图地区在公共教育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的12所学校和学院为观察对象,对公共教育中持续存在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解决方案。议题围绕西雅图地区教育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关注教育平等、教育均衡、贫困生教育、教师培养、教育政策、课业改善举措、教育基金、高等教育培养及问题、学生惩戒与纪律、特殊教育等。其目标是促成家长、学生和教育者之间协同合作,建立一个围绕学校改革创新,连接教师、家长、学生和一切社会力量沟通交流的平台。教育实验室项目围绕主议题,设置各个分议题,并形成各专题板块,专题板块中有深度报道、延伸阅读,还设置“客座文章”栏目,邀请学生、社会人士参与讨论,同时也设计了一些问题,通过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带动受众参与。
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波士顿环球报》与“解决之道新闻网”合作创办的“学习曲线”栏目。该栏目由 Mae 教育基金会资助,主要针对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每天都会出现的各种社会、情感和文化问题,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从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其他相关方的视角来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该报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以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吸引读者和学校相关人员的注意,从而产生更富建设性的公众言论而不是产生分歧和争论,最终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公共政策决策和建立更富创新的校园体系,从而确保所有学生都能享受高质量的教育。“学习曲线”的议题立足于马萨诸塞州的公立教育难点、热点问题,如基础配备、资金来源与教育资助、教育平等、日常教学及文化差异(教育歧视)等议题。《波士顿环球报》声称不会在新闻里推荐一种或是另一种教育解决方案。报纸应该做的是批判性地研究潜在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提供真知灼见,改变人们看待本地区教育挑战的方式。
(三)镜鉴模式:多维解读身边问题
镜鉴模式着眼于对既有成功解决方案的分析与借鉴,通过对类似问题解决思路的梳理来为本地提供参照体,以求多维解读身边问题。较之其它模式,这一模式实则也是最易操作的,既有案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寻求问题解决的试错成本,借鉴比较、群策群议是其主要结构形式。
典型案例有BBC的完美世界系列。2016年2月4日,BBC世界广播公司与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合作创立非常规节目“六部系列”电台节目“我的完美国家”,每晚8点播出。该节目每周选取一个特定国家已实施的政策,对其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见表2)。通过观察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实际使用,该节目启发观众思考他们理想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激发年轻观众了解世界进展、问题及积极动向的兴趣,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受众参与式新闻实践探索。
表2 BBC《我的完美国家》
在国内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中,也多有媒体采用这一解决问题的模式。如苏州广电总台的“女大学生诉轨交公司”的系列报道。对于地铁最低票价如何规定这一问题,“看苏州”APP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多地,对北京、天津、南京等 16 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城市规定,只有卡内余额低于最低票价时,才无法进站,为苏州轨交案的问题解决提供了参照。在老城加装电梯、垃圾处理等议题上,也是对周边地市类似经验进行发掘及呈现,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切实有效推动了问题解决。
(四)长尾报道模式:追踪热门议题的后续发展
这一报道模式的重点在于转换思路,追踪与民生相关议题的后续发展,解决烂尾、秃尾问题,通过深度挖掘旧问题来开启新篇章,既可以解决信息洪水对真问题的淹没,也是对人的格式塔心理的满足,更是解决信任度下降的一个途径。例如,针对目前媒体关于危机类新闻的报道总是让人们对于危机成因及其影响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国新媒体机构“终曲故事”着眼于关注危机事件的后续发展。他们的做法是组建记者团队,以一定的时间关注某一个事件,多方面深挖,报道并提供解决方案。主要关注国际时政热点事件,如欧洲移民危机、俄罗斯信息危机等,每个议题和事件的报道都由一个个小故事构成。
长尾模式也是解决新闻烂尾问题的一个手段。在信息过载环境中,烂尾新闻并不鲜见。新闻烂尾的原因有多种,有外因也有内因,或是信息过多无暇追踪,或是只重视发现问题不重视解决问题,或是问题不好解决便流于“无语”,于是重大新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现象频繁发生。
烂尾新闻的解决实则也是建构媒体、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信任关系的建立涉及到多个层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为回应问题。而回应有多种方式:一是你来我往,如同乒乓球的来回;二是在一个长的时间维度里的提醒、关注和回溯。所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体现在何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何处?亟待利用长尾模式,在一个大的时间段内对与民生相关的某一新闻事件进行持续关注、回访,既有横向的背景提供,又有历时的纵向关照,从而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事实真相、解决问题。
互联网出现以来,从时断时续的连接,到高速宽带,再到人与人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我们和万物的连接趋于深化,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象上看到变化:一是新闻机构生产的内容并不总被受众界定为新闻;二是受众所理解的新闻并不总是由新闻机构生产的;三是注意力和信任度的下滑。换言之,技术赋权、边界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民众对媒体、对新闻的再定义,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数字技术开启了对新闻业的重塑。
对于新闻媒体而言,从告知到鉴别真伪再到协同发展、参与社会治理,其角色转换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体现了媒体参与社会发展与公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融合。一方面,新闻媒体转变角色,试图帮助民众应对问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另一方面,公众在新闻媒体的引导下树立公共参与意识,在媒体构建的“公共空间”中与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对话与沟通,尤其可以借助社交媒体积极参与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与媒体协同创作,共建美好生活。
载《当代传播》2020年第2期,经授权发布。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
END
编 辑 | 王心路 夏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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