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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21日刊发第二期又增发了两千份第一期

1919年7月14日第一期《湘江评论》刊发了大约两千份,结果当天就卖完了,因此在7月21日刊发第二期的时候,又增发了两千份第一期,可想而知是非常受欢迎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几乎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只有在自己写不过来的时候,才会接受外界的投稿,但事实上这种投稿是没有稿费的。

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启事中说,对于投稿的人,“暂无物质上之报酬,只能精神上表示感念,并酬以本报”。

在新闻创作上,他完全继承了邵飘萍的“衣钵”——“铁肩辣手,快笔如刀”。比如《民众大联合(一)》中,毛泽东开篇就是一句“痛骂”:“国家坏到了基础,人类苦到了基础,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张敬尧

这样的犀利言辞,很快就遭到了湖南军阀的严密监视,最终在7月14日、7月21日、7月28日和8月4日出版了四期后,《湘江评论》被军阀头子张敬尧严令查封。

失去了自家主战场后,毛泽东又转战其他报刊,受邀担任了《新湖南》的主编,《大公报》的特约评论员。

当时,他最出名的杰作,是在《大公报》上以“润之”“泽东”做笔名,针对一条赵女士自杀的社会新闻,连续发表了多达十篇的评论文章,猛烈炮轰旧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

赵女士,名五贞,湖南长沙人,生于1896年。1919年11月14日,因不满父亲包办婚姻,将其许配给富商品古斋老板当小老婆,赵女士用剃刀在花轿上当场自杀,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

▲赵五贞

毛泽东写的第一篇时评,标题是《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他开篇说:

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即如‘人死’一件事,有两种解说:一是生理的及物理的,‘年老寿终’属于这一类;一是反生理的及反物理的,‘夭殇’、‘横死’属于这一类。赵女士的死,是自杀,是横死,是属于后一类。

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赵女士并不是自己要求死,而是“环境逼着他求死”;她的父母、夫家以及整个社会,三者共同包围了一个“铁网”,是这个“铁网”最终困死了一个妙龄女子。

除了分析原因,毛泽东在之后几篇文章,又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婚姻制度,提出女子应当自立,应当打破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打破媒人的制度,打破迷信,瞬间从民生角度,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法律高度、思想高度,切实呼应了当时流行的“五四”风潮。

▲1919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文中提到“不自由,毋宁死”

经过《湘江评论》《新湖南》《大公报》的历练,毛泽东对于新闻写作,培养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写作基础;后来以此为起点,他又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新时代》和。其中,《政治周报》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个主编刊物。

之后,由于政治和军事斗争险象迭生,毛泽东没有再亲自创办或主编过报纸刊物,而是换了另一种特殊的方式新华社主持人刘迪,继续实践他的“记者梦”。

▲ 1925年12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主编《政治周报》,并为该刊创刊号撰写《发刊理由》。

三、“新华社首席记者”

1937年1月,随着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红中社正式改名为新华社。此后,在新华社这个新的主战场上,毛泽东又再次执笔,发表了大量的气势磅礴的军事、政治评论文章。

据新华社老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代所长成一先生回忆,毛泽东当时写稿子非常快,常常一天就能写两三篇,而且主题不重样,文笔独具特色,立意高远,旁人根本无法模仿。

▲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旧址,位于江西省瑞金市。

有一次,毛泽东写完一篇稿子之后,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十分得意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一听,都露出了会心一笑,毛泽东也开心地发出笑声。

从那之后,新闻界就广泛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新称谓,“新华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最好的记者”,“新华社级别最高的记者”等等。

▲ 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撰写的《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手稿,后以刘伯承、陈毅名义发表

对于新闻稿,毛泽东写起来总是显得游刃有余。比如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身处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说的就是这种状态。

1948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正驻守西柏坡的时候,国民党情报部门了解到西柏坡的军力十分薄弱,于是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与傅作义商量,打算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

面对来犯之敌,毛泽东先声夺人,先是在10月25日,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将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直接公之于众;后在10月27日新华社主持人刘迪,又追加了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称群众已经做好准备抵抗蒋介石;之后在10月29日和10月31日,又刊发了第三篇和第四篇跟进报道——《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和《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连续四篇文章,将敌人身上的一种想打、准备打、又不敢打的行为和心理动态,剖析地入木三分,起到了非常强的心理震慑作用,敌人还开始打,就已经将他们看透了。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手稿

四篇新闻稿发出后,效果立竿见影。

“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觉,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当傅作义从下属口中听到这句话后,也非常震惊。他和蒋介石本想“偷袭”,但如今对方既然已经了然于胸,甚至做好了迎战的准备,那么“奇袭”已经没有意义,强行进攻的胜算也不大,于是他放弃了本来制定的进攻石家庄的计划。

这就是最典型的心理战、政治战、舆论战,毛泽东以高屋建瓴的视角,用气势磅礴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论述,写作新闻稿件。每每出手,总是旷世佳作,配合甚至主导了千里之外的军事战场。

▲毛泽东对《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修改稿,后发表于1949年4月22日。

四、“为他人做嫁衣”

上面说到的1948年10月的4篇新闻稿,除第一篇稿件是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外,其余3篇都是他自己亲自撰写,从手稿上看,为追求严谨措辞,曾大量多次反复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这些费尽心思写的稿件,都不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或某个化名发表,而是以新华社某记者或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刊播。

不过虽然没有署名,但熟悉他的文笔的人,通常一看就知道出自毛泽东之手,比如他的老对手蒋介石,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他一眼就看出这是毛泽东的手笔。

毛泽东的文风极其具有个人特色,因为身处最高领导人职位,所以视角总是高屋建瓴;又因为他的性格,所以文字总给人一种幽默甚至戏谑的感觉,但实际上,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大白话”,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也能看懂,最终达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

比如非常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毛泽东开篇第一句话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用一个十分简短的肯定句,既叙述了当时的敌弱我强的对峙状态,又通过简简单单的“山穷水尽”四个字,极猛烈冲击着敌人已经十分脆弱的心理防线,这是毛泽东十分擅长的文风。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也曾以“本社朝鲜前线记者”(指新华社)的名义,亲自写过多篇文稿,尤其是1950年12月志愿军收复平壤的报道,文字凝练,语言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恐慌万状,急于逃命”、“闻风丧胆,仓惶南逃”等寥寥几字,便将敌军仓皇溃退的窘态,勾画得宛然在目,令人赏心悦目,畅快淋漓。

他的新闻稿,不仅是给志愿军带去战斗的信心,同时更是为点燃国内民众的抗美援朝热情;他写的稿件一经发表,总是能引起热议;毛泽东完全掌握了舆论宣传的主导权。

▲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60余年,他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

虽然因为特殊的身份,毛泽东写完新闻稿后不便署名,但他依然常常“越俎代庖”,写了一篇又一篇;这看似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实际上也是在实践他从1919年就开始追求的崇高“记者梦”,更是在延续他新闻道路上的恩师——邵飘萍的新闻理念。

从最开始的自己办报,到后来的自己写稿、以别人的名义发表,毛泽东对报纸的热爱始终未曾改变。他曾经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读报是他每天最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直到临终前都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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