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相机为伴44年的乔天富，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曾任解放军报社高级记者，擅长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新闻的采访报道。他曾两次上战场，还参加了诸多重大抗灾救灾行动。在他的影像报道中，凝固的是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与本报记者张佺的对话中，他不仅讲述了战场上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也道出了做好新闻摄影的关键所在。

1979年 乔天富在越南同登

1986年 乔天富在老山主峰

1987年 乔天富在大兴安岭火灾现场

乔天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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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生俘越军 乔天富 摄

1979年 攻克越南同登火车站 乔天富 摄

1986年 抢救战友（老山前线）乔天富 摄

1986穿越生死线（老山前线） 乔天富 摄

1987年 赴汤蹈火（大兴安岭扑火救灾） 乔天富 摄

1991年 危难时刻（湖北抗洪救灾） 乔天富 摄

2008年 国殇军魂（汶川抗震救灾） 乔天富 摄

访谈对话，这就开始

张佺：您是怎样与摄影结缘的？

乔天富：我出生在四川农村，1968年初中毕业回乡，学校拍了合影，当时相机蒙了一个遮光罩，我很好奇地凑上前去看，看到里面成像的是个倒影。这是我对摄影最初的印象。

入伍后农村题材新闻摄影，我先是做文字报道，后来被安排去做摄影工作。起初，我连相机都没摸过，对摄影是完全陌生的。当时团里的设备是一台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放大机也是一台老机器，玻璃镜片坏了，我找了块普通玻璃，把镜片磨毛凑合着用。当时团政治处的张友发指导员会照相，他把显影、定影、放大、配药水等一系列基础技术流程都教给了我。那个年代很难买到摄影技术书，我有幸找到一本没封皮的张印泉所著的《摄影原理与实用》，对着书中的要求，开始自学摄影技术，哪知道一干就是几十年。

张佺：有人称您是“30多年来解放军报摄影记者中上战场最多的人，也是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最多的记者”。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乔天富：真正把我带上新闻摄影之路、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唐山大地震的报道。

1976年7月28日，我们是最早到达唐山的部队之一，看到的景象惨绝人寰。当时交通、通讯断绝，我前两天拍了照片，胶卷送不出去。在向领导请示和协调下，地震后不到一星期，终于把胶卷送到解放军报社，这也成为唐山大地震后第一批从震区发出的新闻照片。

1979年，我参加了攻克越南同登、谅山的战斗。1985年底到1986年3月，我第二次上战场前线，拍摄的《千钧一发之际》记录下了我军阵地被击中，战士冒死在烈火中抢搬弹药箱的画面。当时真是千钧一发之际，阵地上，烈火中，弹药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作为摄影记者，别吹牛！你拍摄的照片危险不危险，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要用图片上的情景来表达，用你的照片说话。国境线上的对峙双方，前沿阵地离得很近，有的距离只有十几米，很多时候无法拍摄。我借着雾气的掩护拍摄下《穿越生死线》这幅作品。1986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在老山主峰阵地上。本来两国都过春节，应该是休战的，但是前沿阵地突然爆发战斗。但夜间是不能用闪光灯拍摄，否则会暴露目标。我只能等拂晓时，才拍下战友们抢救伤员的画面。

人们常把战地摄影记者称为最危险的岗位之一。我在这个岗位上，把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融入自己的新闻摄影实践，做到了对战争和灾难是无役不与。哪里打仗到哪里去！哪里有大灾大难到哪里去！有了这两次参战的经历，后来各种抗灾救灾行动对我来说就不在话下了。

张佺：军事题材虽然因为普通人不熟悉而容易产生好奇心，但是总体来说内容比较单一，您是怎么拍出新意呢？

乔天富：很多人认为部队的生活单调，是出于对部队生活的不了解。以边防战士的题材为例，身处漠河零下50摄氏度严寒中的边防战士、西藏海拔5000米高原上的边防士兵，等等，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非同一般，加之官兵们也有自己的特殊生活方式，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形象特征。即便是演习、训练等部队常规生活内容，只要真正“钻”进去了，就会发现都有所不同，我从事军事摄影工作40多年，从不觉得枯燥。

想要拍好一个题材，不能浮皮潦草地随便照两张就结束了。我参加过上百次演习，每一次都有可以挖掘的新鲜内容在里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装备的进步，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生发出很多不同的内容。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用图片解读、记录军队，将来就会成为军队的历史。时代的发展会让拍摄题材不断推陈出新，其中产生的新形象就是我们报道的重点，而如何报道，则在于摄影记者的功夫。只要用心，就能拍出与众不同的东西。

张佺：除了“规定动作”外，您有没有自己的拍摄计划？

乔天富：我的规划就是干好本职工作。人的知识有限、精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时间有限，如果业余的事做得太多，专业肯定干不好。所以还是要精要专，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

做好本职工作，不仅包括把事情做好，还包括时刻有所准备。当兵使我养成了“战备包”的习惯：早先我有一个箱子，里面准备了显影药、定影药、冲胶卷的瓶子、剪刀、温度计、冲胶卷的罐子、胶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一有事提起来就可以走。后来用数码相机，背包里带上设备和生活用品，几分钟就能出发，在执行突发性采访任务的时候，我都能在最快时间到达现场。

张佺：30多年来，中国的摄影事业无论是在器材革新上，还是在思想意识上，都经历了巨大变革。我听说您是国内较早涉足数码摄影的摄影师之一，能从这方面讲讲您的感受吗？

乔天富：摄影记者在国内各个行业中应该算全数字化装备最早也是最全的一个行业，而我们从胶片时代过渡过来的这代人在其间有一个艰苦的适应过程。我曾在贵报登过一篇叫《跨越摄影的数字鸿沟》的文章。2003年，我出版的《数字化图像空间》这本书成为我学习的操作笔记，自己摸索，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记录，这就是我“跨越数字鸿沟”的笨方法。

2005年以后，专业数码相机达到800万像素级，我就再也不拍胶片了。数码相机效率高农村题材新闻摄影，以前拍摄一场军事演习，能选出一二十个画面就可以了。用数码相机一拍就可以拍到好几百幅，记录更全面，成本也更低。新闻摄影和后期创作我分得很严格很清楚，但是既然身处这个行业，就要对此有所了解，否则自己不懂，也看不出别人的影像是否经过处理。

张佺：今年是本报创刊30周年，能说说您与本报的渊源，以及对本报的期望吗？

乔天富：中国摄影报是我们摄影人的良师益友，是我们发表作品的阵地，报纸上汇集了摄影最新的信息和技术，也汇聚全国摄影人的智慧。对我来说受益匪浅。好多人都说纸媒会死亡，我觉得中国摄影报不会，它在不停创新中焕发着生命力。所以，祝愿中国摄影报常办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