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拍《银蛇谋杀案》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交道口电影院拍的，当时电影院被改成了一个家具仓库，把座位都拆掉了，我们没有动那些家具，就在放映室里拍。”

在今年4月，李少红在网上看到有影城倒闭，影厅的沙发座被放到马路边上的照片时，眼泪哗啦一下流了下来。她想起1988年拍摄自己处女作时的场景，那时中国还没有几家电影院，电影的拍摄也全靠国影厂的投资。

此后三十余年，中国电影迎来市场化改革，作为一项产业蓬勃生长，但如今随着疫情的反复，恍惚间竟又有几分和当年相似。

不变的是，不论在怎样的产业环境下，总有带着电影梦的新人踏入这条河流，总有人还在拍摄或等待拍摄自己的处女作。

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正是如今中国新人导演的重要一站。走到第七年的青葱计划，首度举办了影展，将过去7届中5部已经在院线公映的影片进行展映，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青葱计划发起人的李少红认为，这是给所有一直以来关注青葱计划的朋友的一个汇报。

从2015年到现在，青葱计划发轫于国内创投活动蛮荒时期，从执行模式上给许多后来者以借鉴。在如今众多面向市场的创投活动中，青葱更注重从电影文本的角度给新人导演以评价和培养，并在作品面世之前给予全流程上的帮扶，以期为行业做好新兴人才储备。

青葱计划自身也在不断进化。过去六年里，拿到国家扶持金的历届五强学员已有30人，其中6部影片已经在院线公映，3部影片在网络公映，另有11部影片已经拍摄完成，正处于在后期、审查或等待放映的进程中。手握这样一本成绩单，让青葱有足够的储备影片可以筹办影展，并且在未来每一年将影展像“滚雪球”一样稳定地举办下去。

在行业因外部环境不断反复的当下，市场是否还有意愿和余力去扶持新人导演成为了一个迷思，而走到第七年的青葱计划穿越电影行业的发展周期，证明不确定性中仍有确定。

2016年初，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算过这样一笔帐：中国电影行业一年大概有300部影片上院线，如果以每年平均拍一部影片的高效率来工作，一年就需要300个相对成熟的导演。但根据王长田的观察，整个行业里市场大概能用的导演差不多只有100个左右，还有大概200个导演的缺口。

同样出于对“200个导演”缺口的忧虑，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前一年决定办一个扶持新导演的计划，取名青葱计划。

在青葱之前，国内的创投活动并不多，李少红也曾参与其中。彼时的创投让学员对着李少红等导演前辈讲演，由导演来打分，但最终决定投资的却是场外的投资人，她感觉根本逻辑是错位的，“如果讲演的目标是钱，那就应该冲着投资人讲。让我来打分，难道我打分高了投资人就一定会投钱吗？这个关系就不顺。”

李少红在青葱创投会致辞

而彼时国外的创投活动，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青年导演们先在主办方处登记自己的项目信息，然后投资人对哪个项目感兴趣，就去找人单独约谈。方向上没错，但具体流程上太“大浪淘沙”，效率有限。

于是青葱计划决定集各家所长，先由学员在舞台上反复讲演，让投资人对项目有所了解之后，再进行单独的约谈，“没想到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全国的创投都开始按这个办法做了。”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打样作用，但和之后兴起的其他电影创投活动的差异在于，青葱计划的培养目标，不完全是为市场提供人才。

市场和职业的诉求是略有不同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青葱计划理事长王红卫道出了其中微妙的差别，“我们去扶植培养这个青年导演，其实目标不是简单的说给一个商业洪流当中加一些生产力。我们希望导演能够多一个责任，多一个担当，尤其是用年轻人的方式，用新一代导演的语言，去记录时代记录人的这样一份责任。”

“记录时代记录人”，可能恰恰是当下电影行业尚且紧缺的价值。作为本届青葱计划影展的开幕影片，2005年由李少红导演、周迅主演的电影《生死劫》，就是这样一部记录时代的电影。其改编自真实故事，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底层女性的爱与恨。导演管虎在观影结束后也提到，电影在作者性和商业性之外，有时还应该具备像《生死劫》一样的社会提醒功能或社会记录功能。

《生死劫》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