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桥村，华北平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

但是和周围的村庄比起来，它又是如此的不普通。

它是河南省内，有艾滋病人一百人以上的重点村。

也就是人们经常听到的艾滋村。

那还是早年，相关抗病毒的药物还没有研制出来。

等到后来药物研发出来，有了药吃，

村里的死亡率才慢慢下降。

熊富贵说，在熊桥村，

凡是染上艾滋病的，都是因为卖血。

熊富贵的老伴儿回忆，

村里开始兴盛起卖血的时候，她才37岁。

到2015年，她70岁了。

也就是说，最初开始卖血，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熊富贵说，那时候卖一次血，给四十五块。

要知道，八十年代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

平均也就二十到四十块之间。

更不要说大量的农民，一分钱的工资收入都没有。

所以，一次卖血赚45块，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很值。

“那时候都是卖血供小孩上学。”熊富贵的妻子说。

熊富贵比妻子大五岁，

刚开始流行起卖血的时候，他和妻子一起卖。

再后来，熊富贵和妻子，

因为卖血，成为熊桥村最早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

熊桥村人多地少，加上八十年代末，

还没有太多可以外出打工的机会，

卖血，就成了当时很多村民赚钱补贴家用，最为快捷的方式。

然而，当时的很多采血点都疏于监管，

采血的设备和方式，也都非常简陋。

最终的结果就是，艾滋病悄然在熊桥村，

以及周边的区域蔓延开来。

当年辛辛苦苦卖血，就是为了养活全家，尤其是养活儿子。

可到头来呢，熊富贵的大儿子，死于艾滋病。

偶尔还有一两个破败的院落里，

孤独地住着一个或者两个老人。

就像熊富贵和他的妻子那样。

儿子儿媳都死了之后，他们一天天老去，也没有任何生计来源。

已经78岁的熊福贵，仍旧和老伴儿一起种地，勉强维持生计。

在熊桥村街头，偶尔碰到几个人聊天，如果他们都是健康人，

这样的概率和幸运，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熊富贵还有一个小儿子叫熊四民。

有时候，熊自成把这些票券换成真钱，寄给在外读书的儿子。

作为儿子，熊长东也很清楚，

自己上学花的每分钱，不仅有父亲的血汗，还有他的救命钱。

他没有想过要退学，或者说不敢去想。

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希望和命运中，

还掺杂交织着艾滋病。

不发病的时候，艾滋病看起来和常人无异。

可一旦发病，即使现在有了抗病毒的药物，

这些患者的生命，也都进入了倒计时。

对熊桥村的艾滋病患者来说，

身体承受的痛苦，或许还是其次。

外界对他们的孤立甚至是歧视，

应该比疾病本身所造成的痛苦，还要让人难以忍受。

年老的病患，在一天天的死去。

年轻人渐渐离开，村里又渐渐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新人。

熊自成的坟，就在熊桥村外的庄稼地里。

今后，熊福贵和妻子，以及小儿子熊四民，

他们也会被埋在这里。

当上一代的艾滋病患者一个个的离去，

当他们全部入土，

曾经因为艾滋病带给村子的恐慌和不安，也会渐渐消散。

人们或许会庆幸，这样的苦难，终究会过去。

可是，面对那一个个因此而逝去的生命，

尤其是走近他们，展开他们曾经的生活画卷，

你还是会发现，因为艾滋病带来的命运轨迹的改变，

还是深深烙在了熊桥村的记忆深处。

这是他们的苦难。

但社会对他们的凝视，

却不能也不应该，仅限于苦难之上。

文|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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