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题《“重塑雕像的权利”：我们一直不温不火》，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一开始我们选择做英文歌也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仅仅是因为我中文唱得太难听了，这个跟什么国际化没有任何关系。”

主笔/黑麦 实习记者/胡星宇

摄影/高源

华东、刘敏和黄锦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华东：不是有一点，是相当紧张。上台前黄锦还有一个心理活动。

黄锦：我们其实对Depeche Mode的演出规模都有一点误判，因为以前看视频的时候，觉得都是三四千人的小场，到了现场，我们都惊了。我当时就不想演了，想他们赶紧停电，就紧张到那个样子。

华东：就希望“5-4-3-2-1”上台，“啪”停电了，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酒店。

刘敏：我记得我第一场演出时，全程手都在抖，尤其是中间弹键盘的时候，抖得都快弹不准了。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会紧张成这样？

华东：第一次呀。首先我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从没演过这种场馆；第二，除了老沈（沈黎晖），台下几万观众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无论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代表了中国的乐队，虽然我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title压在我们身上。……但是后面，第二场曼彻斯特我们就好多了……到了最后五六场的时候，就整个已经很习惯这个流程，其实这个流程是非常轻松和惬意的，整个一个演出的流程。

三联生活周刊：演出还有什么感触？

华东：这些演出给我最大的感触可能是观众层面的，我觉得外国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比如在利物浦的Sound City音乐节，地下丝绒乐队的约翰·凯尔（John Cale）演出时，台下有很多染着头发的老太太，她们年轻的时候就会听这些音乐，这挺让我感慨的，好像有一种传承感。

刘敏：从背后看这些老朋克，也都穿着皮夹克、瘦腿裤，只是走到侧面就发现啤酒肚大得很。

黄锦：我们这边的观众大多是年轻的群体，去Livehouse的人好像一直都是年轻人，在音乐节上就开始越来越少看到我们的同龄人了。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Livehouse和乐队现场文化比较短吧，从2004年才开始有了些正式演出的场所。

华东：也对。那个时候让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好的、野蛮的生长力，不论乐队还是演出场地，这个可能就是某些乐评人所谓的“地下感”吧，虽然我很不认可。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不是觉得英文歌词的表达会更精准一些？

华东：不是的。首先我们的英文都不好，我只是认为英文在唱的时候更能达到我们心里所想要的那种声音，以及能够摆脱母语的一些约束。我不知道怎么说。

三联生活周刊：像是对延展想象的限制吗？比如一个词说太久了，我们可能就忘了它原有的含义和表达？

华东：没错，其实一开始我们选择做英文歌也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仅仅是因为我中文唱得太难听了，这个跟什么国际化没有任何关系。“重塑”刚开始有5首歌都是中文的，我觉得我唱得简直太差了，甚至有一种自我怀疑适不适合做主唱。

三联生活周刊：我倒是觉得中文表达有时候不是特别精准，特别是你学哲学时会发现有些翻译不准确。

华东：那可能是因为你按照西方的思维去思考，对吗？中文的很多词是表达意境的，有留白的。也许有一天“重塑”可以做一些中文歌，但很遗憾，我现在唱得还不够好。